国际资本流动与税收问题_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全球最低税率的战争: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对中国的影响

一、内卷的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的终结

国际资本流动与税收问题_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G20 达成历史性协议:支持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7 月 10 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闭幕,并发布公报称,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历史性协议。公报指出,G20 集团支持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等措施,并呼吁更多国家未来加入磋商。根据此前磋商,拟定中的最低公司税率为 15%,目前已有 132 个国家加入协议。

2、协议目的意在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合理避税。

  传统而言,企业应在生产价值的地方缴税,这指的是企业实体所在的地方。但是,随着跨国科技公司的兴起,专利和其他高流动性的知识产权也产生利益时,缴税地域的界限更难界定。OECD的研究显示,2020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簿记在“避税天堂”的比例由2000年前后的30%提高到2019年的60%。2020年企业税率低于15%的国家包括塞浦路斯(12.5%)、爱尔兰(12.5%)、吉尔吉斯斯坦(10%)、卡塔尔(10%)、匈牙利(9%),以及泽西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等税率为0的避风港。

  据联合国初步测算,每年全球各国因跨国公司利润转移行为损失的税收达到5000亿至6000亿美元。毫无疑问:该协议目的在于针对寻求避税的大型跨国公司。据协议,如果将这一税率设置为 15%。据OECD测算,在第一支柱下,每年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利润征税权重新分配给市场管辖区。第二支柱下,全球每年估计会新增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

3、疫情全球化试图收割跨国公司来弥补各国财政危机。

  对跨国公司的新税率下的征收,各国以此希望这部分税收可以弥补因新冠肺炎危机而造成的各国公共财政损失。G20 财长已表示支持这项改革,并且有 132 个国家签署了改革框架。" 我们已经就一个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架构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OECD的研究也显示,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簿记在“避税天堂”的比例由2000年前后的30%已经增长到了2019年的60%。对一些穷国来说情况更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跨境避税对非OECD经济体带来的长期收入损失占其GDP的1.3%,高于OECD经济体1%的水平。欧盟税务观察站估计,15%的最低公司税率将使欧盟在2021年额外收取500亿欧元的税款。

美国:2020年疫情爆发后,2020年美国GDP 20.9万亿美元,同比萎缩3.5%,创下自1946年以来最差纪录。而为了给各项抗疫措施筹措资金,美国还要大量发行债券。据荷兰国际集团(ING)的数据,2021年美国的发债规模将上升至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万亿元)。

欧盟:根据德新社报道,欧盟宣布,为了给欧盟的重建基金提供资金,欧盟将在2026年之前发行8060亿欧元的债券,期限从不到1年到30年不等。欧盟预计在6月为名为“下一代欧盟”的复苏计划发行第一批债券,总价达8060亿欧元。路透社称,这笔资金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救助欧盟27个成员国,包括3380亿欧元拨款和3860亿欧元贷款,其余部分用于一些欧盟联合计划。在2026年年底之前,欧盟委员会每年将执行高达1500亿至2000亿欧元的债务融资。其中近1/3数额为气候、环境等相关的绿色债券。

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

  全球化是资源的全球配置的过程。从经济学属性看,经济要素在国际市场中流通越自由,资源配置效率则越高,投资者的收益率就越高。反过来说,如果哪一类要素被限制全球化流通,那么它的配置效率则更低,依赖此要素生存的人的收益率就越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是国家制度的限制墙不断被推翻的过程。最早,关税的墙被推翻,商品最早实现全球化。二战前的全球化,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二战后,全球化走向了经济要素的全球化。经济要素的全球化,先是信息与资本的全球化,然后是技术与人才的全球化,最后才是普通劳动力的全球化。

1、争议中的最低税率最终形成协议。

  自2013年起,OECD一直借助二十国集团(G20)平台推动全球税改行动,呼吁各国共同打击不合理的跨境避税行为,并与G20共同发起了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项目(以下简称“BEPS项目”)。国际税收体系改革经历 8 年多谈判,7月初由经合组织(OECD)协调形成双支柱方案。

2、双支柱方案,让各方利益得到相对协调。

  所谓双支柱,支柱一是要求大型跨国企业向实际取得利润的地区纳税,不论公司是否在该地区拥有经营实体,此举将有效遏制互联网科技巨头等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以减轻税负压力。支柱一:把征税对象确定为年营收在200亿欧元并且利润率在10%以上的大型跨国企业,并且对联结度和分配额、收入来源及安全港规则、双重征税等细节做出了详细规定。支柱二: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以确保各个国家之间不会通过“低税率竞争”扩大税基。就大型跨国公司而言,这标志着传统避税手段的实质性破产。支柱一 " 是要确保包括数字产业在内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其所有实施商业活动并取得利润的市场缴纳公平的税额;" 支柱二 " 则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在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的当下,全球治理成为各国政府需要优先重点合作的领域。针对解决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这一核心问题,国际税收体系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全球性税率协议终结的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企业跨国经营成为常态,这也使其能够更为灵活地选择注册地,以规避赋税。这让不少主要经济体降低企业税率作为吸引国际投资、扩大本地企业规模和就业率的重要手段,导致全球企业税率长期下降乃至出现国家间的“逐底竞争”。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是,资本拥有天然的流通属性,资方可以将资本、半成品、原材料、设备、商品在全球自由流通、自由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率。但是,劳动不具备资本这种流动性。最近几十年,为了吸引国际资本,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纷纷降低资本税率。一些国家给跨国公司大规模的退税,一些国家成了跨国公司及富豪的“避税天堂”。比如,开曼群岛,为全世界企业创造了一个“避税天堂”。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这座资源匮乏、人烟稀少的小岛决定通过离岸金融谋一条生路。开曼群岛便立法:在当地注册的企业不需要缴税。1997年6月,这座小岛就吸引了全球50大银行中的47家在此设立分支机构。英特尔、甲骨文、宝洁,以及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百度,均在开曼注册分公司。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争相用超低税率和免税政策来吸引跨国巨头企业入驻。这种内卷不断加深,使得各国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设定最低税率,就能避免这种税率上的恶性竞争。税收监管失效也加剧全球“逆全球化”,从而导致全球贸易萎缩。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盛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的资本自由流动与各国政府监管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而一些发达国家的不满。因为资本全球流通,各国政府需要相互竞争国际资本;但劳动力被限制流通,各国政府可稳定地征收工薪税。

4、过去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个别国家给予跨国公司特殊的税率待遇也因此而受益。

  跨国公司,主要的还是美国的科技公司,一方面全球收割全球化的红利,一方面享受部分国家给予的低税率福利。美国没有收割到这些国家,在收入和利润贡献国也没有合理收到税收。近年来,跨国互联网公司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被指责利用现行国际税务体系漏洞,实现程度惊人的逃税。有第三方调研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里,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微软、奈飞六家美国公司应纳税额和实纳税额的差值超过1500亿美元。苹果公布,截至 2020 年 9 月 26 日的财年,其财务报表利润的全球有效税率为 14.4%,原因是受税率较低国家利润的影响。标准普尔的数据显示,此前五年,苹果申报的税率在 16% 至 26% 之间。脸书则报告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的财年,其实际税率为 12.2%,但由于法院的一项裁决,2019 年的实际税率为 25.5%。

5、针对该协议:自由的经济体依然保持反对。

  最低税率主要是针对转让定价等避税措施,相当于全球反避税措施中会出台一个最低税率,全球各国的企业所得税不能低于某一个税率。对于避税地以及国际大企业在避税地享受的低税率行为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部分国家反对或尚未加入这一税收改革协议框架,其中包括爱尔兰、爱沙尼亚、匈牙利、巴巴多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国家也没有加入。这些国家中,部分以低税率吸引跨国公司的注册。无论是传统的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传统避税地,还是新加坡、爱尔兰等低税率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终结。

三、美国主导下的税收收割:内卷的美国主动放弃自由主义

  国际税制改革的谈判其实从2013年就开始了,不过由于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赋予企业纳税选择权的安全港原则,谈判曾经陷入停滞。安全港原则允许美国企业选择不在境外纳税。拜登上台后放弃了安全港原则,国际税制改革才得以重新推进,并迅速达成协议。

1、美国意在将企业的税收回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人们在回顾拜登的总统生涯时,可能会认为他最重要的经济成就之一就是逆转了全球已盛行数十年的企业避税潮。虽然拜登的动机是要从美国企业身上榨出资金来支撑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重大开支项目。鼓动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背后,是让全球为美国利益“埋单”的思路,防止美国企业将业务转移到海外,弥补拜登政府试图提高美国企业税率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损失”。

2、美国国内的税率差导致社会的民粹主义。

  1950年以来,美国的税收制度变得对富人有利,对中产与穷人不利。在美国,以夫妻合并报税为例,年收入在1855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税率为10%;收入在18551美元到75300美元之间的低收入家庭,税率为15%。而包括贝佐斯、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罗斯等在内的美国25个顶级富豪的实际平均税率只有3.4%。拜登属于民主党的建制派代表,他的主要票仓正是进步派针对的跨国公司及金融巨富。但是,拜登很好地利用了民粹主义上台。为了巩固政治力量,拜登任命了一批黑人、少数裔及女性官员,同时让美国重新加入国际群聊。最重要的是,拜登实施万亿“新政”,给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发“红包”。

3、回笼海外收益充实财政。

  美国财政部4月7日公布《美国制造税收计划》,将美国企业税税率由21%上调至28%,并将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至21%,以限制海外避税、激励企业在美国国内扩大投资。白宫预计,增税计划将使联邦政府在未来15年增加约2万亿美元收入,抵消拜登政府基建计划的成本。据测算,一旦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全球约100家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企业会受到新税收规则影响。美国财政部预计,阻止美企将利润转移至海外将带来大约7000亿美元的联邦收入。微软的爱尔兰子公司,注册地为企业税率为12.5%的爱尔兰,一旦该协议实施,微软将需要多缴纳2.5%来补齐15%的所得税率,这部分补税将直接交给美国,而不是爱尔兰。

4、美国让渡部分税收,对抗各国多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税征收,实际上是维护美企全球竞争力。

  在拜登政府增税计划的框架下,为全球企业税率设定底线可防止在低税率地区纳税的企业,比向美国政府纳税的企业拥有更多竞争优势,实际上是给美国企业竞争力上了一道保险。部分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支持向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而很多科技公司已经表示,它们愿意以更高的税率,解除数字税的征收。西方七国集团(G7)财长在英国伦敦就税务改革进行谈判并发表声明,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以结束数十年来的低税率竞争;另一方面,允许各国向没有实体业务但有数字业务的超级企业所获利润征税,但相关国家将废除目前单方面的数字服务税。意味着许多大型科技公司的整体税负将会增加,其中更多的款项可能流向欧洲国家,而流向美国的可能会减少。

四、对中国的影响:影响不大,总体利大于弊,吸引全球资本向中国转移

   1、中国本身在协议影响之外。一方面,目前,中国已加入这一协议,并支持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分析指出,由于协议可能排除银行、石油和保险等行业,再加上中国本身税制,因此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并不大。另一方面,我国的跨国科技公司不多,资金在海外的规模不多。

  2、香港的税率也高于目前的协议税率。任何人士,包括法团、合伙业务、受托人或团体,在香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而从该行业,专业或业务获得于香港产生或来自香港的利润,均须缴纳利得税(售卖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除外)。香港公司利得税税率非常低廉,香港公司收入,首个200万港币仅需缴纳8.25%,超过200万港币的部分也仅为16.5%,是亚太地区最低的地方。

  3、在免税天堂逐步消失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引导科技公司在中国加大投资。我们需要加大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再发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优势,中国的市场优势等,进一步引导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为我所用。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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