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理优化问题研究_优化成本管控

  标题:用能约束的成本效应及应对策略

成本管理优化问题研究_优化成本管控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企业成本”调研“用能约束的成本效应”专题组

  指导:傅志华;组长:周孝;成员:张行、黄亦炫、林琳;本报告执笔人:周孝、张行、黄亦炫、林琳

  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2期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根据财政部党组关于财政科研工作要“切实增强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服务财政中心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于2021年9-12月采取实地走访、集中座谈、视频会议以及线上问卷等方式,组织开展2021年“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本次调研活动重点关注2021年以来经济运行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力求以风险视角透视新发展阶段的企业成本特征,进一步摸清企业成本构成、剖析成本变化原因,更好地提出对策建议。本刊分期刊发此次调研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供学界和实务部门共同探讨交流。

内容提要

  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在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这将导致经济社会主体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受到更多、更强的限制。不断趋严的用能约束将从多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冲击,是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挑战。本文以2021年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有序用电为案例,通过线上调研等方式系统考察用能约束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在剖析产生原因与演变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应对用能约束的基本思路与可行对策,助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用能约束 环境约束 成本效应 有序用电 碳达峰碳中和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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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其中,相互交织、日益凸显的能源和环境约束是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攻克的难题(肖文和唐兆希,2011;何小钢,2015;杨先明等,2016;潘苏楠等,2020)。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实现“双碳”目标是破解能源和环境约束的根本途径,其关键在于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特别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强度。相应地,必须不断加强对煤炭、火电等传统能源的使用约束,即强化用能约束。

  从能源约束到用能约束,意味着微观主体将面临更加直接、更加普遍的制约。特别地,各级政府主动施加的行政性约束将逐步成为用能约束的主要来源,有序用电、能耗双控等便是典型代表③。用能约束如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应如何应对用能约束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而在基于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日渐丧失、企业成本压力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用能约束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企业成本更值得我们关注。因此,与已有研究侧重于从中宏观层面探讨能源约束问题不同(林伯强等,2010;刘杨等,2014;郭高晶,2018;高赢和冯宗宪,2018;张恒和赵尚梅,2018;李世祥等,2020),本文从微观层面着手,系统探讨用能约束的成本效应以及可行的应对策略。

  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超过20个省市启动有序用电方案,部分地区甚至频繁实行拉闸限电,给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同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迅猛上升等现象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毫无疑问,这给我们考察用能约束问题提供了现实场景。2021年10-11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启动第六次“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活动,并成立多个调研组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其中,本专题组以全国普遍实施的有序用电为案例,综合采用多种调研方式,深入剖析用能约束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并探索可行的应对策略。调研发现,以有序用电为代表的用能约束将从多个方面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重负面冲击。中长期,我们应当从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方式方法、增强政策效能、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等多个方面着手,加快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应对日益趋严的用能约束。

用能约束的成本效应与负面溢出效应

  调研发现,以有序用电为代表的用能约束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同时,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传导,用能约束的成本效应波及整个产业体系,进而产生了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

(一)有序用电的多重成本效应

  用能约束的核心,是直接或间接限制经济社会主体对能源的使用。作为用能约束的重要形式,有序用电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对企业用电施加影响:一是降低用电负荷,使其不能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由使用电力;二是减少用电时长,使其必须根据相关要求停工停产。总之,有序用电的实施导致企业可用电量不足,只能选择减产甚至停产。随着有序用电方案的实施,关联企业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凸显,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用电成本。在电力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之前,用电紧张并不会直接提升企业的购电成本。但是,为解决用电缺口、实现稳定市场,企业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电能,最终导致了实际用电成本的提高。例如,为了保证订单能够及时交付,株洲某机械制造公司购买或租赁发电机自行发电。由于缺乏规模效应,自行发电的成本显著高于购买工业用电,且存在输出功率不稳定等问题。部分企业选择安装分布式风电、使用光伏发电设备、购置储能设施设备,但这些方式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同样会大幅增加企业的成本投入。

  二是增加生产成本。有序用电对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为了减少用电负荷,企业必须大幅降低产能利用率,因而无法实现单位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与限电减产相比,停电停产对企业的成本冲击更大。一方面,由于需要预热、升温或投料,生产线或生产设备的启停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以湖南某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为例,2021年10月期间,该公司共经历了两次拉闸限电及停产,而一次启停会直接增加10多万元的成本。另一方面,频繁启停生产线容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加大产品质量风险,进而增加企业在生产安全和质量风险控制方面的投入。例如,湖南某陶瓷公司表示,由于临时性停电所导致的突然降温,其窑炉可能会因为冷却水供应不足、材料氧化等问题而发生垮塌或爆炸。

  三是提高管理成本。有序用电给企业带来了外部制约,使其无法按照既定计划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而在政策执行方面,一些地区往往只提前一天或数小时告知企业要限电或停电,这使得企业根本无法对生产计划和业务管理进行妥善调整。某地工信部门反映,有序用电打乱了企业的生产节奏。在缺电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线大范围停产、产能得不到有效利用,这导致其已有订单积压严重、无法及时交付,经营管理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幅提升。对于处于生产旺季的日用消费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传统行业来说,企业因为缺电只能被迫选择轮休或停产,但又必须维持员工队伍的稳定,这进一步增加了其管理成本,且实质性提高了单位产值的人工成本。

  四是增加经营风险。有序用电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使其无法正常完成订单,因而面临更大的合同违约风险。一些受访企业表示,即使下游客户有非常稳定的需求,囿于可用产能不足,他们不敢轻易接受订单,只能保持观望。对于拥有在建或新建项目的企业而言,有序用电引发的经营风险更加突出。具体地,除弱化市场预期外,有序用电通过限制产能而提高了原材料、零部件等的采购难度和成本,最终加大了项目建设周期的不确定性。特别地,在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有序用电是否会再次发生尚不明确,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面临的风险。

  (二)用能约束的负面溢出效应

  不管是有序用电还是能耗双控,用能约束的主要作用对象都是高耗能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原材料产业。例如,作为典型的高耗能企业,内蒙古某原材料公司在2021年7月至10月期间共经历了73次限电,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2亿元。由于煤炭、电力等使用规模较大,高耗能产业的用能成本和成本压力因用能约束而显著提高。例如,电费约占普通钢材价格的十分之一,而电解铝行业的电费占其生产成本的比重更是高达30%-40%。同时,用能约束削弱了高耗能企业的能源可得性。有序用电实施期间,高耗能产业阶段性停产十分常见。受此影响,高耗能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大幅降低,多数原材料的产量出现负增长(参见表3)。

  与能源行业不同,原材料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相比于中下游企业,原材料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强,因而更有能力将部分或全部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中下游企业。例如,在有序用电期间,水泥企业多次提高水泥售价,煤炭和电力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基本被传导给了其中下游客户。在基础性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中下游企业也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部分成本。也就是说,通过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传导,有序用电的成本效应最终波及整个产业体系。

  有序用电与不断加强的能耗双控、环境规制等一道,显著强化了企业特别是高耗能企业所面临的用能约束。而由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能约束的系统性成本效应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加快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剧物价上涨压力。疫情冲击、宽松货币政策等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使得通货膨胀持续凸显成为全球性问题。而在我国,有序用电与能源供需失衡一道,进一步推动大宗商品特别是原材料的上涨。2021年10月,我国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长17.9%,增幅比9月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原材料工业价格更是同比增长25.7%(见表4),增幅显著高于中下游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又会传导至中下游行业和居民消费领域,进一步加剧价格上涨压力。例如,2021年10月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类商品的零售价格分别同比增长2.0%、2.7%、3.4%。特别是由于传导机制不畅通,生产资料的物价上涨尚未完全传导至消费领域,这意味着后期我们将面临较大的物价上涨风险。

  二是企业生产经营受限,工业经济增长放缓。作为煤炭和电力的主要消费部门,工业无疑是用能约束加大下首当其冲的领域。例如,2021年9月15日起,湖南全天24小时执行有序用电,工业企业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均显著扩大。9月30日,全省平均工业用电负荷为547.69万千瓦,仅为政策执行前(9月13日前后)相应负荷的58.5%。同时,当日执行有序用电的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46.2%。其中,除危化品生产企业、连续性生产企业因行业特殊性需维持保安负荷外,其余多数处于停产让电状态。全国层面,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1%,比二季度降低1.3个百分点,仅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2021年9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增速同比降低3.8个百分点、环比降低2.2个百分点。

  三是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加大民生保障难度。用能约束不断加大,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成本在产业链中不断传导,使得行业间和上下游必须进行利润再分配,明显降低了整体运行效率。调研过程中,很多企业都表示用能约束提高了原材料等物资采购和价格调整的难度。同时,处于中下游行业的企业面临利润锐减的困境。事实上,由于受影响程度不同,用能约束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失衡。另外,除提高居民生活成本外,有序用电等用能约束还加剧了就业保障等民生问题。虽然各地在实施有序用电时坚持“保民生”原则,但用能约束增加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正如部分受访者所反映的,企业受损甚至出现倒闭,最终也会波及民生。例如,2021年9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累计值同比减少0.2%,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减少0.3%、1.9%、0.3%。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2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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