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预算报告披露规定_财务预告发布规定

  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公开的信息选择

财务预算报告披露规定_财务预告发布规定

  

1.研究问题

1.1研究背景

  目前,地方信息公开工作主要依据《预算法》和《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以政府为主体。在规定的框架内开展信息披露工作;其次,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地方预决算信息披露主要遵循国务院的指导,在遵循最新文件的基础上,强化主动披露、主动披露和合规披露的意识,丰富披露内容,在国务院公开文件的指导下,拓宽信息披露渠道,建立反馈渠道;最后,从操作流程来看,目前主要遵循财政部规定的操作规程和规范性文件。同时,地方各级单位也从披露内容、披露时限、披露模式和披露模式等方面制定了预决算信息披露规范。

  在地方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规模、分工明确的责任制。具体而言,目前,地方政府已形成可追溯、可问责、可流动的责任体系。在工作实践中,他们坚持与公共主体和责任主体相一致的责任划分原则。在明确地方财政部门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第二责任人和责任团队制度,对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根据当地金融组织机构设置信息披露监管负责人,对披露信息的质量、及时性和反馈承担监管责任。可以看出,在信息披露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体系。

  根据财政部近年来的覆盖率检查结果,地方信息披露的内容全面性、项目规范性和及时性呈稳步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从地方政府审批到信息披露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公众对信息披露的满意度一路提高。此外,地方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各项指标平均合规率也提高到92%以上,部分地区合规率接近100%。金融领域的信息披露在当地形成了积极的规模效应,增强了行政机构和其他实体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决心,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工作受到重视,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各类问题。鉴于此,本文以数字政务为背景,以信息选择为切入点,以地方财政预决算为研究对象,分析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现状并着重分析现存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管理策略,目的是从预决算角度为政府政务选择建言献策。

  

1.2研究问题

  财政预决算能够清楚地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可以使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及时了解政府的经济活动,为加强廉政建设、打造阳光财政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信息选择的意义。

  此外,经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经常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夸大财政收入,导致公共预决算信息不准确。要做好财政预决算工作,必须深入分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认识到财务闲置的严重危害,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由此,本研究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入手,对目前信息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

1.3研究内容

  近年来,在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财务预决算信息的选择受到重视。财务预决算信息的选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各种问题。鉴于此,本文以数字政务为背景,以信息选择为切入点,以地方财政预决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的现状,并着重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地方财政预决算信息选择的管理策略,以期从预决算的角度为政府提供意见和建议。

1.4创新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从公共财政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系统地关联了现有理论,分析了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的现实条件、理论渊源和改进路径,并以自贡市荣县为例,分析自贡市荣县信息选择的措施、问题和优化,结合实际情况找出信息选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结合问题导向提出优化信息选择的对策,以提高数字政务背景下金融的整体效率。

2.研究方案

2.1核心概念

  (1)信息与数据

  随着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与发展,一个融合信息流、数据流和技术流、基于万物通用连接、跨界融合、人机共生、高度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逐步到来。人工智能的到来创造了新事物,对传统法律观念提出了挑战。关于“数据和信息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数据和信息是不同的。例如,郑磊认为,“数据”是第一手原始记录,既没有经过处理和解释,也没有明确的含义,“信息”是经过连接、处理或解释后赋予意义的数据”。郑跃平认为,“与结构化信息不同,数据是一种未经处理的原始资源,通常处于孤立和分散的状态,具有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特点”。

  尽管学术界一致认为“信息”和“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往往存在混合使用的现象。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和“数据”是一致的。例如,贵阳市政府对两者的定义完全一致。另一个是文本的不一致性。主要区别如下:

  首先,“数据公开”的主题与“信息披露”的主题明显不一致。例如,根据上海和杭州的法律文件,数据公开的主体与信息披露的主体明显不一致。根据上海市规定,数据公开的主体范围大于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杭州市“各级行政机关”的规定应大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数据公开的主体范围也应大于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

  第二,来源不同。例如,根据上海的规定,“信息”的来源是主管行政机关的“生产或获取”,“数据”的来源是“收集和生成”。具体而言,“信息”有两个来源。一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二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信息披露过程包括行政机关积极行为的内涵。无论是制作还是获取,行政机关在制作信息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数据的收集更多地涉及个人信息的隐私。由于数据开放的主体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强调数据集成而非信息生产,因此行政机关在数据开放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

  第三,“数据公开”的范围不同于“信息公开”。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收集、提取、审查和判决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数据”的范围明显大于“信息”的范围。

  (2)预算信息

  从《预算法》的角度来看,第1条不仅明确以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为立法目的,而且在许多地方明确规定了预算公开,如第14条、第89条、第92条等。财政部也多次发表意见,明确列出了应披露的预算信息。毫无疑问,政府预算的基本信息属于应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它不仅应该积极公开,而且应该尽可能详细。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作为预算信息披露的主体,在预算信息披露方面负有严格披露的义务。可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披露工作的指导意见》体现了这一要求。

  从预算信息本身来看,它可以分为五类:一是政府预算信息,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权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预算信息;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信息,主要是指立法机关在履行立法监督职能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预算信息;三是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授权组织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编制和获取的预算信息;四是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受托组织在履行受托职能过程中编制和获取的预算信息;第五,不具备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其他组织在内部管理过程中产生和获取的预算信息。事实上,预算信息披露的原因、方法、主体和内容的差异不属于预算信息披露的范围。根据《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预算信息公开仅包括公共预算信息,即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在行使职权或授权范围内编制和获取的预算信息,不包括立法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在履行立法或者行政监督职能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预算信息,也不包括不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制作和获取的委托组织预算信息,以及授权机构在授权范围之外制作和获取的预算信息。

  (3)决算信息

  财务决算是根据年度预算的最终执行结果编制的。政府、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年度会计报告。决算与预算一致。有国家决算和单位决算。预算的执行情况可以通过决算进行检查和汇总。国家决算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年度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包括报表和书面说明。

  决算书面说明,包括收支决算一般说明、收支决算说明、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说明、财政拨款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说明、财政拨款决算说明、政府资金支出决算说明共13个方面,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支出决算表、机关运行支出表、政府采购支出表、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表和预算执行情况表。

  决算共有11个表,包括收支决算、收入决算(按单位)、收入决算(按科目)、支出决算(按单位)、支出决算(按科目)、财政拨款收支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基金支出决算、政府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以上11个表格必须公开。

2.2理论视角与理论分析框架

  (1)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及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性。这既是改革实践和发展对金融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理论发展对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中国公共财政理论实际上勾勒出了市场经济形态下财政的基本运行框架,也为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财政改革建立了目标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运作模式相比,它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特征,因此其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弥补市场失灵的原则,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着眼于市场与政府财政的分工,这无疑是对无所不知的政府和财政以及计划体制下过度进入竞争领域的有力纠正。二是明确政府及其财政对市场活动的宣传。税负的公平性和支出的共同消费自然反映在非歧视性税收的财政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从而为市场参与者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公平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专注于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第三,指出政府预算的法治化和民主化。金融活动应符合市场要求,反映公众意愿和偏好。公共选择机制的建立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和法律制度来保障,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及其预算的法治。

  公共财政的本质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指出的“市场失灵”的逻辑起点,而在于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实质内涵。应该说,法治与民主在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中也得到了重视,但在对公共财政公共性和公共利益的认识上仍存在不足。事实上,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的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函数。再民主的预算和再高效的投票制度只能在具体决策过程中按照多数原则进行,这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受益者和失败者。正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金融阶级利益和新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国家本身可能存在的悖论一样,公共选择理论也揭示了各种政府失灵以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可能胁迫,甚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胁迫。因此,所谓的公共财政就其结果而言必须是非公共的,而国家自然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布坎南曾区分职能层面的公共选择和宪法层面的公共选择。前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集体决策,后者则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进行集体决策。“民主只是规范意义上的宪法观点”,“只有从宪法层面上,“公共利益”才有意义”。

  (2)委托代理理论

  预决算体现了委托代理关系。纳税人是财政资金的所有者,而政府只是其经营者。公共物品的需求、生产和管理过程是纳税人委托政府经营公共物品的过程。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是不同的人,他们之间会存在不对称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位不对称。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也不完全相同。同时,他们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代理人可以利用委托人的授权增加自身利益,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第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对自己的信息有更全面的掌握:他比客户更全面地掌握自己的努力、特定工作环境因素的变化以及自己工作的实际结果。因此∅为了自身利益,代理人会试图利用信息优势诱使委托人在达成合同前签订有利于代理人的合同∅或者是在达成合同后利用信息优势不履行或被动懒惰∅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预算和决算的编制被视为一个信息交换过程。由于政府通过编制的预算向纳税人提供有关公共活动的信息,纳税人通过预算和决算了解资金使用的方向和程度,政府可以通过批准的预算获得可用的财政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地位和信息的不对称。首先,纳税人和政府的地位是不对称的。纳税人作为财政资金的所有者,必须希望财政资金能被用于最合适的地方,以增加社会总效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效用。作为财政资金的使用者,政府在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过程中也必须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一目标将使政府的行为与纳税人的要求不一致。

  另一方面,在预算和决算的安排上,政府和纳税人在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信息的掌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政府部门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纳税人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是纳税人的代表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也无法获得与政府部门实际供应相同的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信息。政府部门比公众更准确地了解影响绩效的因素。同时,由于中国的预算线较粗,预算和决算的粗略类别较少,没有细分为部门、项目和类别;账户设置不合理,资金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种类型;一些主管部门甚至有权重新分配预算资金;这些问题使得预算、决算的编制具有随意性,单位预算、决算不能客观反映收支的总体情况,加剧了政府财政资金使用不能向纳税人明确解释的问题。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准确地描述代理人的行为和结果。有权使用资金的政府部门的动机和行为很难受到预决算合同的有效制约,更难受到人大和公众的直接控制。因此,政府部门在使用财政资金时所选择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可能与公共利益目标相违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

2.3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对于中国的公共财政来说,我们不能希望在各个层面上实现公共性。法治的本质只能集中在宪政层面的法治约束上,即要注重决策规则本身的法治建设。

  研究假设2:作为政府部门,其追求的利益目标是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公共权力的大小与其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正相关,因此与政府预算和决算的规模正相关。结果不言而喻。追求公共权力最大化必然导致政府预算和决算规模的最大化。

  研究假设3:追求公共权力最大化必然导致政府预决算规模最大化。扩大预决算规模,同时不提供同样规模的公共产品,势必损害公众利益。

  

3.研究设计

3.1调查地点

  本研究调查地点为自贡市荣县。

3.2调查对象的选择,抽样技术

  本研究以自贡市荣县预决算信息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重点研究了各政府部门的信息选择,并对各政府部门的信息选择进行了评价和比较。自贡市荣县政府预算信息分为草案报告和相关表格,主要包括“20XX预算草案报告”、“20XX预算草案转移支付说明”、“20XX同级财政拨款三项公共资金预算安排说明”,“20XX年同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20XX年同级支出预算”、“20XX年政府资金收入预算”、“20XX年政府资金支出预算”、“20XX年举债预算草案”、“20XX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20XX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20XX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和《20XX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20XX财政决算报告》、《20XX转移支付实施说明》、《20XX三项公共资金决算说明》、《20XX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20XX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20XX政府资金收入决算》、《20XX政府资金支出决算》,《20XX举债说明》、《20XX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20XX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决算》、《20XX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20XX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

3.3资料收集方法

  (1) 询问,直接询问服务对象,通过面对面谈话收集数据,为确定干预和干预方式提供依据。包括会谈(个人会谈、小组会谈)、问卷(结构性问题、开放性问题)。

  (2) 咨询:咨询社会工作者或其他专业人士,全面、正确、科学地了解受访者的问题。

  (3) 观察:第一,实地观察:增加对受访者及其社会环境的了解,收集更准确的数据;第二,参与观察:参与者和观察者都参与观察现象。

  (4) 利用现有数据,使用客户文件、工作报告、调查报告以及政府机构提供的问题和政策信息。问卷调查服务对象填写问卷,获取相关问题的客观信息,以及服务对象对问题的主观看法,获取服务对象的信息。

3.4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借助表格,进行逻辑分析。

4.研究工具

  首先,案例分析。本文通过对自贡市容县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的信息选择进行详细探讨,分析了自贡市容县的现实情况,公共财政理论视角下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的理论渊源与改进路径。

  第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笔者以集体分发或个人分发的形式分发问卷,探索自贡市容县数字政务背景下财政预决算信息披露的研究工具。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特别是个人发放问卷时,笔者还将与被调查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了解信息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

  第三,访谈法。通过访谈的方式,笔者深入走访了各部门,深入了解了受访者的实际情况以及信息选择的实际需求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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