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联大公司员工组织架构_大联大集团旗下有哪些公司

导读

大联大公司员工组织架构_大联大集团旗下有哪些公司

  西南联大,绝对可以称之为中国高校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从这里走出的中国两院院士多达171人,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2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界的中流砥柱。这里也走出了中国100多位人文大师,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石。

  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极为困窘,办学水准和成绩却举世瞩目。为什么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如此多创新人才?

  2015年5月12日,部分西南联大老校友参加大型专题文献《我的西南联大》首发式。

  01

那些艰难求学的日子

  以幽默著称的老作家林语堂参观西南联大以后说过:联大的精神了不得,物质生活不得了。这个既诙谐又精湛的语言,确实反映了联大生活的现实。

  联大初成立时,学生自办大众厨房,每月6元;包饭,每月6.5元;小厨房包饭,每月9元。其中,大众厨房食客最多,早餐是前一天剩饭熬的稀粥,配一点萝卜丝和花生米,午餐晚餐也不过8人合吃4个小菜。

  杨振宁回忆道,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往往是站着吃,米饭是用桶装的,他在盛第一碗的时候,只填半碗,盛第二碗时,再填满满一碗。如果第一碗盛满,等吃完以后,桶里的饭便会没有了。吃饭的时候,食堂便会响起筷子敲碗的声音,因为米饭中有很多石子杂物,大家边吃边挑。

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学生们只能勉强果腹。许多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新学期的参考书,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换回来。物价疯涨的1943年,学生甩卖物品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出售的东西包括半旧的西装、自制的墨水和糨糊,有时甚至会有计算尺和钢笔这样的“吃饭家伙”。

  西南联大图书馆

  当时,联大校园只有图书馆屋顶使用了青瓦,教室、实验室使用铁皮,宿舍屋顶一律茅草。每逢下雨,宿舍里学生只能用盆碗接水。上课时,教室的铁皮房顶被打得啪啪作响,教师无法上课,学生只能自学看书。

  一次,中国现代经济学泰斗陈岱孙上课时,因为雨声太大,便在黑板上写下了“静坐听雨”,这段故事在联大广为流传,戏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电影中便有当年西南联大“静坐听雨”的往事。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没有被消灭。当时由于宿舍与教室灯光昏暗,学生只能来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有变压器增强电力,每到开门前一个小时,这儿的门口就会挤满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年轻学子就会疯狂地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同时用书本衣服等给朋友占座。不一会儿,所有长凳都会挤上六个学生。

  当时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外版教科书,就只能去图书馆借。比如陈岱孙教授的指定教材是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100多名学生,但书只有五六本,所以宿舍同学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实在借不到,便用最粗劣的纸传抄。慢慢地联大形成一个风气:学生每读完一年课程,便把教材转让给下一班学弟学妹,同时再跟学长学姐借要用的书。如此,各个年级上课都有书用,待到毕业,却又是两手空空。

  “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批师生共同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南区全景

  02

西南联大的学风:著名的“三剑客”

  1941年秋,黄昆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介绍,被西南联大物理系聘为助教,一边做研究生。黄昆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物理学知识的精华。他不但听物理系高年级以及研究生的许多课程,还选学了多门数学系课程,如群论、微分几何等等。

  黄昆在第一年里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尽管课后不复习,大部分内容没有真正完全弄通,但仍感到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不同程度地学到几个领域的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化学、电磁理论、群论。

  由于张守廉的缘故(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1940 年从燕京大学物理系转学到西南联大),黄昆很快地结识了和张守廉同班的杨振宁。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学习思考风格迥异,但都是天赋极高、聪明绝顶的人。杨振宁全面发展,数学功底尤其深厚。张守廉有点怪,物理直觉非常好,人称“张怪”。

1942 年夏天,他们都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三人虽然导师不同,但所学课程是统一开设的,所选课程大多相同,在一起上课。

  1992年6月,当年西南联大时期的三剑客杨振宁(右)张守廉(中)和黄昆(左)三位老友重逢在一起。

  联大期间给黄昆印象最深的是吴大猷先生的课,“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大猷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抗战爆发以来,物价飞涨,研究生补助金更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于是,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了一个在昆华中学的教员职位,需教三个班,每人教一个,学校提供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个人合住。

  当时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喝开水,联大学生泡茶馆盛行,黄昆等三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度过。到了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水,而是为了交流。

  黄昆从小酷爱争论,他们三个人走路、喝茶,都争论不休,讨论各门学科,尤其是物理与数学。由于他们三个人一段时间里几乎形影不离,又都是学习尖子,因而成为西南联大十分著名的“三剑客”。

  杨振宁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03

家国情怀:“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振兴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正如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在他写的《我在联大八年》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学习好知识,为祖国做建设,所以既没有想着学哪个专业好,也不会想着将来怎么找职业,怎么升官,怎么发财,完全没有,因为我们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老校友潘际銮觉得,西南联大学生的成长,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1944年9月,16岁的潘际銮被录取为西南联大机械系一年级新生,而初次认识“西南联大”,还与潘际銮的逃难经历有关。1937年末,日本攻打南京,潘际銮的故乡九江也将被进攻,无奈之下,潘际銮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三个月后,潘家逃到云南,借住在当地少数民族家的牛棚。

  潘际銮回忆说,由于在云南省的高中毕业会考上拿了全省第一名,潘际銮被保送进了西南联大,即免去了入学考试。带着“要学技术、学工科”的理想方向,1944年9月,潘际銮入读西南联大机械系。

  那时候的潘际銮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但在战争年代,“能上课”也并非易事,当时,“日本飞机天天来,一是丢炸弹炸,还有就是用机关枪扫射,它飞得很低,一看见有人就扫射。”

  为躲避日本飞机,联大师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要出来“跑警报”,民族蒙受耻辱的经历似乎更加坚定了联大学生以“抗日救国”为学习动力的决心。潘际銮回忆,联大学生参军的人数占了百分之十三,“没有名利思想,没有私心杂念,也没有浮躁情绪。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学习好知识,为祖国做建设,因为我们要负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那时候,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不分班,当时是学分制,你选什么课就听那个老师的课。至于是哪个班哪个年级,并不在乎,也没有班主任,学生都是自由选课的状态。”据潘际銮描述,当时学校有一个选课的单子,学生需一步一步地往前学,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修满100多个学分即可毕业。

  但修满100多个学分却并非易事,“因为学校要求每年的课都得及格,不及格就不能往下学,学第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二门,学第二门不及格就不能学第三门。考试的范围不一定是讲的范围,考的题也比较难,考下来往往不及格的有很多。拿工理科的基础课来说,像数学和物理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不及格。”

  在高中时代,物理考试对于成绩优秀的潘际銮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进入西南联的第一场考试却给这位“高考状元”来了个“下马威”。当时,物理教授霍秉权给潘际銮的考试打了个不及格。潘际銮也因此得了教训:“大学的要求和中学的要求不一样,中学的时候是老师讲什么你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你都会了,那么你就及格了;到了大学,老师讲的你都听懂了,老师讲的题目也会了,但是不一定考得及格。因为它的难度很大,范围也很随意。”打那以后,潘际銮就要求自己要把学习内容搞得很清楚,把知识面学得很广很深。

  学生在阅览室内勤奋学习。

  当年,潘际銮的一位舍友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联大读了八年但还没毕业,对于舍友的话的真假,潘际銮终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率其实很低,“八年来,进校的学生大概有8000人,毕业的只有3800多人,一部分是参军了,一部分是到解放区闹革命去了,一部分是家庭困难,自己出去做事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学习困难自己离开学校了。”

  04

难以复制的教学模式

  组建的西南联大在管理制度方面尚无先例可鉴,“教授治校”就成为西南联大管理制度上的特色。

  校级的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是就促进学校发展、教育和学术政策以及密切关心学生切身利益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制订具体解决的办法。教授会作为老师的代表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学校的方针政策进行咨询研究,讨论并提出教师对学校发展的基本建设性主张。

  在常设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较少的情况下,联大管理为充分发扬老师共同治校的积极性,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等等,组织教职工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管理事物当中。

  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是西南联大没有放弃的追求。“教授治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学制度,是以大学本身为核心理念,以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为基础;在世界大学建设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思想都能够成为大学理念。

  “西南联大是强调基础课、强调通识教育的,一、二、三年级基本都是通识教育,学基础课,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会讲一些专题。”潘际銮形容联大的教育是“通才教育为主,专识教育为辅”。“像是在我们系,一年级的时候除了学习本专业的基础课,就是数学和物理这些必修课以外,还必须要学中文、学英语,然后必须要学一门人文科学、一门社会科学。”

  西南联大学生合照

虽然强调通识教育,但对于选修,学生只需要完成最低学分标准即可。但对于基础课,联大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严格,除却考核严格外,联大的基础课全部由教授执教。当年,潘际銮一年级物理课就由物理学专家周培源、霍秉权亲自授课。

  直到四年级,潘际銮才开始接触到“专识教育”。当时,汽车工程、火车工程、焊接工程等都开设有专题课程。其中,里面一个“焊接工程”的专题课程就吸引了潘际銮,并因此成为其对焊接工程研究的启蒙。

  很难置信,短短8年中,联大共开出1600多门不同的课程,其中,许多选修课都是因为教师的新成果而开设的,因此学校坚持每年都有新的课程开设。在校三年级起,联大学生便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课,并钻研学问,自主选择的学习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在课程设置和考试上,联大学生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补考,只能在下一年内重修本课程,选修课不及格,只能另选别的课程,一年级学生除了应修满学分的基础上如有一门达不到70分以上者,也不得升级等等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

在办学上。联大坚持民主管理,不断完善教学管理,严格规范师资,建立科学的大学管理体制,都是西南联大办学的特色。

  “西南联大的校长本身就是教授,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是教授,五个学院的院长是教授,秘书长也是教授,没有行政人员,都是完全按照自己学校的规律办事,这就是教授治校,就是自己自主地办学。”潘际銮说。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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